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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 ——以《创业史》中的“

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15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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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创业史》中,柳青对韩培生这一人物着墨不多,即使较之于小说中那些为数众多的次要人物,他也显得颇不起眼。而在针对《创业史》的研究中,人们也把目光更多集中在梁生宝、

在《创业史》中,柳青对韩培生这一人物着墨不多,即使较之于小说中那些为数众多的次要人物,他也显得颇不起眼。而在针对《创业史》的研究中,人们也把目光更多集中在梁生宝、梁三老汉这些性格鲜明的人物身上,而对韩培生没有太多关注。然而,韩培生显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对他而言,真正富于意味的并不是人物的性格特征,而是其作为“农业技术员”的身份。正如小说中派遣韩培生下乡加入互助组的区委书记王佐民所说,技术员“要克服单纯推广农业新技术的偏向,要帮助做点巩固和提高互助组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技术员韩培生凝聚着柳青对“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本文试图借助社会史的视野观照《创业史》及韩培生这一独特的人物,以此展开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农业技术”话语多重意涵的挖掘和讨论。

1988年,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细究起来,这一论断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将“技术”与“科学”连用,形成“科学技术”这一当下通行的说法;第二,则是把“技术”归入生产力的范畴,并将其视为促进生产力提高的工具性中介。这种对“技术”的理解深度参与了“新时期”以“现代化”为鹄的的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正如蔡翔在其《流水三十年》的《自序》里所言:“‘现代化’,也更多地被技术化,或者可以称之为‘技术现代性’。正是‘技术’(科学)的介入,这一所谓的历史转折才可能完成,显然,技术崇拜—科学崇拜—制度崇拜—意识形态崇拜,也正是1980年代的逻辑演变,这一逻辑帮助中国重新回到‘世界体系’之中。”当然,如果从中国共产党“技术话语”内部整体流变来看,上述理解并非一以贯之。尤其《创业史》所涉及的“农业技术”,①“技术”这一概念的历史内涵颇为丰富,但受论域所限,本文所涉及的“技术”仅指“农业技术”。更是有着自身特定的历史内涵。因此,有必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技术”予以历史性把握,而这也正是理解《创业史》中“技术叙事”的重要前提。

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的“大生产运动”之中,“技术”问题曾经得到高度重视和广泛报道,这可能代表了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技术”的普遍理解。当时的太行根据地领导人赖若愚在一篇总结性文章中提及:“运动中涌现了大批劳动英雄,各种技术能手和领导生产的模范工作者,并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农业生产上广泛的组织起来了。”[1]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技术”的理解有诸多特殊性。

首先,20世纪40年代所指涉的“技术”虽然也有诸多“科学”意识的成分,但它并不等同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化意义上的“科学技术”,而更多关联着乡村内部在地的农事经验。因此,所谓“技术能手”并不是那些掌握了现代科学知识的人,而是指乡村内部土生土长的“庄稼把式”,“主要是把土生土长的技术能手组织起来,利用他们的实际经验加以提高,才有了新的成绩和创造”。[2]甚至在很多地方,那些有丰富耕作经验的老农民也会成为共产党人极为倚重的“技术人员”——“受训的干部下去,结合有经验的老农,以及劳动英雄等组成提高生产技术的指导核心;不断地向群众学习,采用科学与经验结合的方法推动耕作技术”。[3]

其次,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把 “技术”视为某种客观、中立的自足性的领域,“技术工作”的重点不在科学研发,而在推广、传播:“技术能手和技委会不仅自己要有技术,更要善于组织群众技术,明确了这一点后,在作法上就不是单纯自己干,而是面向群众,发现群众创造,组织群众经验,传播群众技术。”[4]由此可见,此一时期的“技术”是与“组织起来”的政治实践密切相关的,它“不仅推动了生产运动,且使党与群众的关系得到进一步改善”。[5]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时的“技术”并不能归于单一生产力范畴,而恰恰属于某种生产关系的层面——它充满了政治能动性,也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创造性的理解。

新中国成立之后,“技术”的外部语境和它自身的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9年12月,全国农业生产会议召开,会议确定了“一九五○年以恢复生产为主的总方针,制定了增产粮食一百亿斤、植棉五千万亩、产皮棉十三亿斤的总计划,并明确提出各地可因地制宜,拟定主要特种作物出口产品的恢复与增产的要求”。[6]如此,各地乡村的农业生产已经被组织进一个全国性的农业部门,并通过这个部门被纳入新中国整体的经济运行机制。这其实意味着,原本作为革命根据地的广大农村,愈发凸显了自身作为经济单位的功能属性,甚至可以说,“经济”在共和国的国家体制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对自足的“发展”逻辑。事实上,建国初期由国家针对乡村发动的多项“运动”(如“土地改革运动”“爱国丰产运动”以及本文重点论述的“合作化运动”和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都高度重视“生产”问题,并要求农村干部群众“集中精力在丰产事业上”。

文章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网址: http://www.nyjsyzb.cn/qikandaodu/2021/0215/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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