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则是生宝妈。同欢喜一样，生宝妈对韩培生与乡村的关系同样抱有预设的期待，在她看来，韩培生“好象不是政府为了发展互助合作事业，派农技员来蛤蟆滩的，好象是这几家庄稼户为了多打粮食，请个‘把式’来给技术上的指导似的”。正是基于此，老妈妈对韩培生心生感激，并帮助他浆洗枕巾，缝补袜子，还“隔两天单另给他做一顿面吃”。但与欢喜不同，生宝妈预设的这种关系却不是韩培生所能接受的，对此，他展开了坚决而有分寸的抵制：“他和老妈妈商量：往后不要给他单另做面条吃；一定要给吃，把要给他吃的东西，隔些日子做得大伙在一块吃一顿……”在这里，技术员韩培生显然对自己的干部身份有非常自觉的认识，对生宝妈“好意”的谢绝，是基于党员干部的原则、工作纪律以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正是在这种“谢绝”中，韩培生把生宝妈预设的那种“把式”与“主家”之间的关系，悄然改造成了那个理想的、充满鱼水情的“干群关系”，而老妈妈对自己的特殊照顾也被转化为群众对党的工作的支持。

与科学实践不同，社会实践的成功并非“技术推广”的直接效果，而恰恰来自乡民对韩培生身份认定上的“去技术化”。如果说对与欢喜关系的描写还标识着韩培生作为“外来者”的身份，那么在写到与生宝妈的关系时，韩培生则已经变成了乡村社会的“自己人”。柳青在这一章的开头就写到女人们和娃娃们都叫他“老韩”，他知道：“农村群众把党和政府派下来的干部，不管年纪大小、职位高低，统称老张、老李或老王的时候，那里头已经带着了解、亲热和尊敬的混合意味了。”这种社会人事关系层面的融入不仅意味着技术员韩培生真正进入了乡村的内部，也意味着国家意志以技术员这个“人”为中介获得了在乡村立足、施行、展开的契机。

但是，社会实践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技术推广”的真正完成。就韩培生来说，无论欢喜还是生宝妈，都只是与他构成了一种点对点的人情关系，而他的“技术推广”工作显然不是在这个层面展开，而是需要进入一个乡村社会内部的公共空间之中。与那种点对点的人情关系不同，“技术推广”在乡村公共空间的实践远为复杂，技术及其所携带的国家意志会激活乡村内部多重的力量，并将他们之间以及他们与国家之间的博弈推到前台，这就进入了政治实践的范畴。对这一点，柳青借助韩培生“下秧”这一情节的描写予以了极为生动的呈现。在柳青笔下，韩培生推广“新式育秧法”的工作是在村民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不知不觉中间，人们沿着秧子地的塄坎，站满了一圈。高高低低的人影子，倒映在泥水里”。在这里，“秧子地”已经成为技术员与村民之间二元互动、多人参与的公共空间。但是，韩培生与村民互动的整体过程，却呈现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在前半部分，韩培生身体力行的实践与口头宣讲相互结合，达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他的话投了庄稼人的心”。但是在后半部分，村民的评价却急转直下，人们却开始对他的“技术”充满疑虑、鄙视乃至咒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剧烈的转折呢？一个表面的原因就在于韩培生的“新技术”与本地农民的“旧经验”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他第一次和蛤蟆滩的群众接触，就直率地、毫无保留地说出全部真理，伤了这些庄稼人的自尊心”。

对此一问题，当时众多的“合作化”题材作品也多有涉及，但像《深耕密植多打粮》这类作品大多将其纳入“技术进步”的逻辑。而在《创业史》中，两者却构成了尖锐的、难以调和的政治矛盾。事实上，韩培生所贬低的“满天星”正是对互助组怀有二心的梁生禄私自所下的秧苗，所以这不仅仅刺伤了庄稼人的“自尊心”，更是把互助组中贫农与富裕中农的矛盾暴露无遗。在柳青那里，贫农与富裕中农、富农之间的矛盾指涉着农村两条发展路线的尖锐矛盾。与乡村社会中那些虽错综复杂却可以化解的社会矛盾相比，这一矛盾更具贯穿性和根本性。在这样一个视野中重新审视，就会发现孙水嘴对“新技术”的蔑视和姚士杰“啥鸡巴‘扁蒲秧’？不如干脆叫成‘政策秧’算哩”的咒骂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意义——他们都不是反对“技术”，而是抵制国家推行的“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理想本身。如果说科学实践是一种“主体—客体”的认知活动，社会实践是指充满互动性的交往、协调活动，那么政治实践则必然是一种充满“路线斗争”的权力活动。因此，政治实践所遭遇的矛盾是难以通过“脱域”规避或通过“协调”化解的，而只能通过权力的博弈本身予以克服。

文章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网址: http://www.nyjsyzb.cn/qikandaodu/2021/0307/69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