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城镇和非农业模块中产能和资金的淤积。2017年，在城镇和非农业的投资为万元，占社会总投资的94.67%。而工业产能利用率只有77%，过剩产能为亿元，占当年GDP的10.11%之多。城镇和非农业领域，资金过多和产能淤积。

(3)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城市化还会强劲推动经济增长。这也值得商榷。中国发生了农村和农业模块与城镇和非农业模块之间的流动循环放缓和梗阻。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 主要是从中国城镇，FDI(外国直接投资)投资增长速度在下降，比第一个10年降低了很多，而ODI(对外直接投资)却高速增长，相应地2016年资金外流动规模竟然高达7250亿美元，2017年如果没有对外投资资金流出管制，流出资金的规模会更大;虽然农村和农业中有着50%的人口、27%的农业劳动力，但是，从农村和农业投资只占全社会投资的5%左右看，过剩的资金也没有流入资金紧缺的农村和农业中，2016年农村储蓄资金，仅通过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四个渠道，就向城镇和非农业流出了亿元;而从外出务工的农民人口看，出现了从城镇返回农村的逆流，实际上2014和2015年制造业相对过剩，去产能开始，加上工厂智能制造替代劳动力，广东和东部其他地区的农民工回乡规模2015年为334万，2017年规模在1000万以上，实际数据可能还要大一些;外出务工农民工同比增长从2009年的3.5%下降到了2016年的0.3%。城镇资金不往农村流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放缓，城镇开始排斥，非城市户籍劳动力回流农村。二元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增长似乎已经濒临结束。

其次，从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低速转型时，中间中高速增长时间可能很短，而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快速服务业化时增长速度也很快从高速下降到中速，再转入低速。鲍莫尔(1967) 构建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两个部门的非均衡增长模型。其假设: 按照劳动力产生的作用不同，可将劳动生产率稳定增长的第二产业部门定义为“进步部门”，而将劳动生产率保持恒定的第三产业定义为“停滞部门”。劳动力成本在“进步部门”和“停滞部门”中的增长幅度不同，为了保持经济均衡增长，劳动力大量向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的第三产业转移，进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的速度。日本和韩国从8%增长速度下降后，还有服务业比例向60%靠近和超过60%后，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从高速度转向中低速度。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从高增长点转折后到中低速增长之间，2012年开始，国民经济8%以下中高速度已经增长了7年，发展会给我们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时间有多长?还有，服务业比重从50%向60%过渡期间，未来经济增长速度会不会快速下降到中速，甚至是低速区间?这是我们未来面临的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

也有的经济学家提出，以后经济发展主要要讲质量，不能再求速度，特别是不能再搞赶超型经济增长。其理由是:劳动年龄人口已过峰值，相当一部分行业的产能或产量已达到物理性峰值，资源承载能力减弱，污染排放总量超出环境容量，生态损害超过了自然再生能力;产业体系虽然很完整，什么都能生产，但普遍缺少核心技术，现代化程度不高;必须坚持去杠杆，不能再走债务支撑高速度的老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使中国经济发展转向追求高质量，必须摒弃过去那种赶超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不以GDP论英雄。我认为，主要讲质量，不再追求速度，特别是不要赶超型增长的观点，更是值得商榷。

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时，中国经济学界也曾有过经济增长速度慢一些好，还是快一些好的争论。许多主流经济学家反对追求高速度，他们通过分析各方面的约束，计算出5%是当时适度和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否则会给国民经济造成诸多问题。虽然一些经济学家也提出，在治理整顿的背景下，经济增长要争取继续保持有一个较高的速度，不能过度下滑。但是，这方面的建议，在经济学界不占主流。

2017年全球人均GDP为美元左右，中国人均GDP为8600美元左右，与世界平均相差了1900美元，与高收入门槛相差3800美元，我们只完成了迈向高收入门槛路程的70%左右。我们可以看到，从1960年到2007年，一百余个中等收入国家中，仅有13个国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而3000万以上的人口大国，只有日本、西班牙和韩国三个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21世纪以来，人口大国中只有波兰2016年以人均GDP多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水平。在3000万人口以上的大国中，俄罗斯、巴西、南非、印尼、泰国等，或者进入高收入门槛后又跌出，或者长期在高收入门槛附近徘徊。因此，大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之中，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中国这样一个人口规模最大的国家，更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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