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联结人类社会的纽带之一，是人类社会进行沟通的主要媒介。语言具有社会性，是人类社会的特征之一。人类生活和劳作的群体，是语言发生的基础。没有语言的人类是动物性的，而不是真正的人类社会。劳动和语言使人类与动物产生了本质的区别，使人从动物群体中彻底独立，成为了真正的人。

二、农业推动劳动不断深化

劳动创造了人，劳动使人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劳动中的协同与合作促进了语言的诞生。劳动创造了语言，那么怎样的劳动才需要语言，也就是说在什么样的劳动中，才能够创造出语言。

恩格斯指出“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4]在自然界中，一些高等动物也会使用简单的工具，比如灵长类中的猩猩会用裁截合适的木棍引食昆虫、蚂蚁，用木杆挑取高处的食物；猴子会选择适当的石块砸开坚果，甚至一部分鸟类也会用木杆、小石头取食瓶子中的食物。但是，这些行为并不属于劳动的范畴。

通常认为原始社会初期的劳动，主要就是捕猎，在捕猎行动中，为了相互配和相互合作，需要交换信息，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来传递，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人类语言必然产生。

但是人类初期的低级劳动，包括利用简单粗糙的工具进行的捕猎行动、采集活动，本身都是从动物的本能直接沿袭过来的，在现代动物行为中，都能够看到。自然界中活生生的现实例子，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今天自然界里灵长类中的猩猩、猴群，以及狮子、狼群等群居动物，也会进行集体捕猎，它们并没有语言，在捕猎过程中，通过眼睛进行相互位置判断，并通过吼声相互配合。没有语言的原始人类在相同的情况下，同样能够完成围猎行动，因此这种状况不需要语言，也不足以导致语言的产生。

就是后来在有语言的社会环境中，猎人在狩猎过程中、士兵在捕俘过程中，为了不惊动猎物和敌人，绝对禁止发出任何声音和声响，而是通过眼神和手势进行交流，突袭目标而达成目的。人类早期的捕猎行动，也必然是在静默中接近猎物，这种状况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催生出语言的。

而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所制造的工具是极其粗糙的，木棍、石头都直接取自自然，做最简单的加工，制成长矛、石斧，然后用于猎取动物、获取食物。充其量与现代观察到的灵长类动物行为类似，仍然没有摆脱其动物的本能特征。这种行为属于动物的自然属性，它对自然界本身并没有施加影响，仍然是在自然的束缚之下服从于自然。

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5]因此，只有后来通过制作复杂多样而精巧的工具，主动改造自然的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的劳动。

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工具加工，并不需要很复杂的技术手段，靠个体在短时间内就能够完成。人类为了生存所进行的狩猎、采集活动，也不需要复杂的社会联系，依靠人类的动物本性就能够完成。因此，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并不需要语言做为联系社会的纽带，以及分工合作相互协同的信息传递手段。

新石器时代初期，人类的工具制造水平得到提高，从利用自然木石，提高到利用金属。9600年前的人们已经学会使用天然红铜打制用品，7000年前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进入青铜时代。在人类文明最早的发源地：安纳托利亚的恰塔霍裕克(CatalHoyuk)遗址和美索不达米亚的耶莫(Jarmo)遗址中，早期居民栽种大麦、小麦等作物，同时驯养狗、山羊和绵羊，中期则已经掌握了铜冶金技术。

新石器时代，工具的制作进入了精细的层面，需要专门的工场与专业的技术水平。工具的使用达到了崭新的高度，特别是前所未有劳动中的协同与合作，以及新人类更高更深的感情交流，都推动和促使语言的诞生。无论东方的中国还是西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石器、陶器制作已经非常的精细，品种也丰富多样。“陶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不仅丰富了人民日常生活所需的用具，也加强了定居生活的稳固性。”[6]中期制作的石器、陶器已经非常精美，玉器制作登峰造极，彩陶制作、装饰图案的出现，使陶器制作水平和技艺，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后来维持人类生存的主要栽培作物，基本上都是从新石器早期出现的，包括在中国“距今-年，人类生活已经与水稻有了密切的关联。距今8000年，人类已经从事水稻栽培，而且拥有处于驯化过程中的品种。”[7]栽培作物的出现和普及，使人类生产力发生了第一次飞跃和质变，是人类摆脱自然控制的第一步。人类由此进入了农业时代，同时对工具、甚至生活用具的制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文章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网址: http://www.nyjsyzb.cn/qikandaodu/2021/0322/73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