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品种上来说已有早熟、晚熟、早播和晚播之分，晚熟的品种称为“重”，早熟的品种称为“穋”，早播的品种称为“稙”，晚播的品种称为“穉”。当时还有“嘉种”的概念，《大雅?生民》：“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秬（黑黍）和秠（一稃二米）是黍中的优良品种，穈（赤苗）和芑（白苗）则是粟中的优良品种。嘉种的出现与选种有关。“生民”一诗中所谓“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即是对选种的描写，“黄茂方苞”即是说要求选择色泽鲜黄、肥大而又饱满的种子。

从《诗经》中可以看出，当时所种的粮食作物种类有很多，《豳风?七月》诗中有“百谷”之称，但提到名字，并且是种植较多的是黍、稷、禾、麻、 菽、麦、稻六种。在这些作物中，粟和黍最为重要。从原始时代到商周，它们是黄河流域、从而也是全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尤其是粟，种植更广。

园艺、蚕桑和畜牧兽医

蔬菜和果树的种植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最初人们把蔬菜和果树或与粮食混种在一起，或种在大田疆畔、住宅四旁。后来人们才认识到，田中不得有树，用妨五谷。于是出现了田圃的分家。商周时逐渐出现了不同于大田的园圃，用于专植果树和蔬菜。卜辞中已有表示圃的字，从字形上来看表示在一定范围生长着草和木。它的形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从囿中分化出来。上古，人们把一定范围的土地圈围起来，保护和繁殖其中的草木鸟兽，这就是囿，有点类似现在的自然保护区。在囿中的一定地段，可能由保护到种植某些蔬菜、果树等。其二是从大田中分化出来。《诗经》中记载了专门用于蔬菜种植的“场圃”。场圃是从大田中分化出来的，春夏种菜蔬，蔬菜收后，修筑坚实作晒场，以“纳禾稼”。商周时期，由于还保留相当程度的采集经济成份，食用蔬菜的种类，据《诗经》所载，有20多种，但栽培的蔬菜作物则主要有葵、韭、瓜、葫和芸等。果树种类据《夏小正》的记载有杏、梅、桃、枣和栗等，其中至少杏和梅是人工栽培或人工保护的。

《诗经》中所载的各种植物中，桑出现的次数最多，超过主要粮食作物的黍稷。从诗中可以看出，当时既有大面积的桑林、桑田，也广泛在宅旁和园圃中种桑。出现的地点则有今山西、山东、河南、陕西等省。再与其他文献参照看，当时的蚕桑生产几乎遍及整个黄河流域。养蚕最早的文字记载要算《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宫，即养蚕专用的蚕室。说明养蚕已在室内进行。《诗经?七月》：“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也说明蚕已在室内饲养。室内养蚕需要采桑，《诗经?七月》中有：“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讲的都是采桑的事，从中可知当时的桑树大多为乔木桑，但也出现了一种低矮的桑树——女桑。《夏小正》把养蚕列为要政之一，可见养蚕的规模已经较大了。大规模的养蚕，必有大规模的种桑。“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可以为证。

除了种桑养蚕以外，《诗经》中提到的衣着原料还有葛、大麻、苎麻、菅和褚以及动物的皮毛等。当时已采用“沤制”和“煮制”方法来加工麻类纤维。

夏、商、西周时期，虽然以种植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已经形成，但畜牧业在社会经济部门中仍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对于富贵人家和国家政权来说，畜牧显得更为重要。为其可以改善生活，丰富祭祀，巩固国防，在一个“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的时代，畜牧委实不可少矣。

夏代有专门从事畜牧业的人和部落。古书有“莱夷作牧”的记载，“莱夷”就是旧时畜牧部落之一。商周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当大。商代畜牧业相当发达，卜辞祭祀用牲名目繁多，数量很大，一次百头以上者不乏其例，最高用牲量一次达“五百牢”或“千牛”。周人虽然以农业发迹，但畜牧业在周代经济生活中仍很重要。《诗经》中有一首“考牧”诗，反映的是当时畜牧业生产的情况，“三百维群”，“九十其犉”。可见当时牧群的规模是不小的。当时地旷人稀，原野不能尽辟，农田一般分布在都邑的近郊，郊外则辟为牧场。《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对原野中农田和牧场的规划，被称作“井牧田野”。从《诗经》看，当时确实是划出了放牧牛、羊和马的各类牧场的。而《周礼》则记载了组织严密分工细致的牧政。

新石器时代，人们所饲养的一些动物，所谓“六畜”都已齐备。商周时期，马的地位显著提高，广泛用于战争，狩猎和交通运输。养马业受到重视，官营养马业中，对于马的放牧、饲养、调教、乘御、保健等都有专人负责。这一时期，象和鹿也成为人们的驯养对象。《吕氏春秋?古乐》中有“商人服象，为虐于东虞”之说，而《诗经?大雅?灵台》则有“王在灵囿，麀鹿攸伏”之句，说的是周天子在灵囿养鹿取乐的事。商周时期，鸭、鹅等水禽开始饲养。鸭，古称鹜，系由野鸭（凫）驯化而来，驯化之后又称家凫或舒凫。鹅，古名舒雁，系由雁驯化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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