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西周时期，畜牧兽医技术较之于新石器时代有了很大的提高。由于种植业的发展，放牧已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于是对于牲畜的饲养管理，在采用放牧的同时，圈养已很普遍。甲骨文中有反映圈养的文字，而《诗经》中更有不少圈养的记载，如“执豕于牢”，“乘马在厩”等。适应圈养的需要，在商代出现了割草作饲料的饲料生产，更有以粮食来秣马。但商周时期，最通行的做法可能还是圈养与放牧相结合。《周礼》中既有“圉师”负责圈养，更有“牧师”负责放牧。

商周时期，家畜的繁育技术也已出现。特别是对于马的繁育技术有一套较为成熟的作法。《夏小正》中有五月“颁马”的记载，就是指别马雌雄，分群放牧。这样做是为了防止乱交、保护孕畜和便于控制牲畜交配与生育季节。《周礼?牧师》提到了“中春通淫”，这就是说，马匹平时是分群放牧的，至仲春之月则合群配种，配种之后再“颁马”，分群放牧。母马春季配种，次年生产后，正值天气转暖，对养育幼马是有利的。为了适合马配种繁殖的需要，提出了牝马牡马的比率。《周礼?校人》：“凡马，特居四之一。”郑玄注引郑众的解释是：“四之一者，三牝一牡。”这样能使母马不空怀，提高产驹率。为了保持这一比率，对于不适于作种马的雄马采取去势（“攻特”）的办法，以改良马的品种，提高配种质量。对于留作种马的公马，《周礼》中还有“佚特”一项。“特”是留作种马用 的公马，俟通逸，“佚特”就是使种马逸而不劳，保证其充沛的精力。对于怀孕的母马和生下不久的幼马则有“执驹”一说。这些反映当时的畜牧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商周时期还出现了兽医。兽医最早的记载见于《周礼》，兽医，包括“疗兽病（内科）”、“疗兽疡（外科）”两项，还有专疗马病的“巫马”，以至为良马保健的“趣马”等。夏商周时期，兽医学上的最大成就莫过于阉割术的出现。《周礼》中“攻驹”和“攻特”，指的就是对于公马的阉割，《周易》说：“豮豕之牙，吉”，则是说，阉割过的猪性情温和，虽有其牙，不足害物。阉割技术的发明对于动物的驯养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期的家畜虽已驯化，但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野性，经过阉割之后，野性受到一定的限制，这对于家畜的圈养大有裨益。

农业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生物学知识

如何能治理好农业，充分利用动植物资源，除了在农业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之外，还需要相当的生物学知识，同时农业的实践也促进了生物学知识的积累。

《周礼》中有“司土”一职，是为总管农业的中央官职。其职责是：“以天下土地之图，周之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辨其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其下属“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种，周知其名，与其所宜地，以为法，而悬于邑闾。巡野观稼，以年之上下出敛法，掌均万民之食，而赒其急，而平其兴。”“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为之种。”“稻人”，“掌稼下地，……泽草所生，种之芒种。”这些工作都要求具有生物学，特别是其中的形态、分类、生态等方面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能辨别名物和辨穜稑之种，才能根据土壤的状况选择相应的作物和品种，做到因土种植。

夏、商、西周时期，主要是依据以下的一些标准来进行动植物分类的：

一是颜色。前面提到的农作物中的嘉种秬（黑黍）、穈（赤苗）和芑（白苗）就是根据颜色来划分的。这种分类方法在动物分类中就更为普遍，以白、黄、幽（黑）或驳（杂色）等命名的牛、马、羊、豕都有。

二是大小。大兇、驹（小马）、童牛。

三是性别。在字中以“土”表示雄性动物、以“匕”表示雌性动物。如牡（公牛）、牝（母牛）等。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于某些植物的性别也有所认识，如称雌麻为苴。有时古人还根据繁殖状况来分类，如今岁落地来年自生于田的稻，称为“秜”。

四是功能和用途。如马就依据不同的功能和用途分为种马、齐马、道马、田马和驽马。在农作物方面，晚种而早熟的称为“穋”，早种而晚熟的称为“重”。

五是外形。马有脊鬃、长尾等主要特征。牛与羊均有角，但牛角大、羊角小等。在农作物方面。禾，表示植株；粟，表示谷实；而米，则表示去壳之后的胚乳。

总之，商周时期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是以直观的性状特征为分类的依据，在文字中将同形的动植物以同一偏旁示之，以归其类，这一分类为后世分植物为草、木；分动物为虫、鱼、鸟、兽分类系统之雏形。在动物分类之中，由于兽类的体型较大，更为直观，所以当时对于兽类的类别认识较为清晰，从文字结构上来看，当时就已将兽类划分为犬类、豕类、牛羊类、马类和虎豹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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