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基于上述外部语境的更迭，原本在“大生产运动”中发展起来的“技术”及其内涵也发生了微妙变化。首先，此时的“技术”不再指涉乡村内部的“农事经验”，而是指从苏联大规模引入的现代农业科学技术。这意味着，“技术”逐渐脱离了乡村内部的“农事经验”，而变成了来自乡村外部的异质性存在。其次，“技术”的政治意涵开始淡化，它逐渐以某种“生产投入”要素的方式被纳入整体的经济运作过程，并成为提高农作物产量的工具性中介。此时，一种新兴的“技术话语”开始流行，其中的典型即是以米丘林、李森科为代表的苏联农业生物学说。这种学说强调的是借助技术提高农作物产量，如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顾问的苏联农学专家卢森科就宣称“中国农业生产存在着无限的潜在力”，要求农民打破“反动的‘土地报酬递减率’和‘生产极限’说的影响”。[7]2也正是在这种新“技术话语”的指引中，中国乡村的农业生产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广大农民在已有劳动实践的基础上，因为逐渐接受了苏联先进经验的影响，在爱国增产竞赛运动中，出现了许多丰产典型，从而打破了‘生产到顶’的保守思想。”[7]2由此，在革命战争时期处于“生产关系变革”层面的“农业技术”，已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中转移至“生产力发展”的范畴，或者说，它从既往的政治语境中游离出来，而深度嵌入经济领域，形成了一个“技术—经济”一体的现代化逻辑。

当然，“技术—经济”的逻辑并不意味着它对“技术—政治”逻辑的完全取代，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技术话语”兼具双重属性：一方面，以技术追求“丰产”的设想实际暗合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把“生产”视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的说法在50年代颇为流行。但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共产党内的农村工作者们也充分意识到“技术—经济”这一现代化逻辑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也会脱离群众的实际需要和切身利益，进而游离出“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因此，此时“农业技术”话语常常呈现出某种具有兼容性的策略：“我们曾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技术上的投降主义，搬用外国的一套，反对沉迷于个人兴趣，企图向外国取得博士学位的脱离群众的做法，也反对抵抗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成就的经验主义。”[8]表面看来，这种兼容主义呈现出某种以“群众路线”制衡“唯技术主义”的趋向，如有报道指出的那样：“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员，则必须结合广大群众的丰富经验进行试验研究。”[9]1但实际上，这种看似相辅相成的“技术—政治”关系是以“技术”(“经济”)对“政治”的吸纳和消解为前提：“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技术成就及群众的现有经验。必须学习先进的农业科学理论——米丘林学说。”[9]1

在这一前提之下，“老农”这个在革命战争时期具有“技术—政治”意涵的群体同样被纳入了“技术—经济”的逻辑。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的快板剧《深耕密植多打粮》中，作者讲述了一个父子二人“比收成，看谁粮食打得多”的故事，儿子由于采用了“深耕密植法”而实现了丰产，父亲则“在事实面前相信了新法种田的好处，表示今后也要采用新办法了”，而邻居单干户老王则受到震动，“提出要求参加互助组”。[10]事实上，这种看似消弭内在矛盾的兼容性叙事有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偏向。首先，互助组的成功是通过“丰产”予以证明的。这实际上意味着把互助组和单干户两者放进了一个能够通过量化数字通约的比较结构，它掩盖了两者在社会发展道路上的根本差异，进而把政治意义上的“路线斗争”转变成了经济层面的“竞争”。其次，快板剧所说的“丰产”也是通过“技术变革”来实现的，这实际上契合了50年代“把老农生产经验提高到科学水平”[11]的“技术进步”叙事。在这样的叙事中，冲突的展开乃是在一条线性的“经济发展”维度上，是“新技术”对“旧经验”的代替，而政治经济学层面的社会语境被悄然抽空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技术”层面的“新旧矛盾”被视为完全可以调和的，是可以随着经济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予以自然化解的。正因如此，快板剧最终是一个“父子和好如初”的大团圆结局。

但针对此类“技术进步”叙事需要提出的问题是：互助组的增产究竟是生产关系变革本身的效果，还是仅仅在于推行了新技术？新技术既然能被互助组采用，那又为何不能被单干户所采用？而单干户在“比拼”失败后要求加入互助组，究竟是对它所代表的社会理想的认同，还是仅仅在于可以牟取私利？显然，“技术进步”叙事对此类问题只能予以搁置和回避，而正是以此为基础，他们才会将“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窄化为一场“去政治化”的“现代化运动”。

文章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网址: http://www.nyjsyzb.cn/qikandaodu/2021/0215/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