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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 ——以《创业史》中的“(4)

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15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如果说有关梁生宝的叙事是在理想层面展开,那么韩培生和他所代表的“技术”则处于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中,他的经历折射出合作化运动困难的一面。如

如果说有关梁生宝的叙事是在理想层面展开,那么韩培生和他所代表的“技术”则处于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中,他的经历折射出合作化运动困难的一面。如前所述,相比原型而言,《创业史》中的技术员韩培生的出场时间被大幅度后移,柳青特意把韩培生到来的时间安排在梁生宝带领部分社员进山割竹子的节点上,前者不仅住进了后者空出的草棚屋,而且也在事实上代行了后者在互助组中的领导职能。因此,韩培生此时的工作其实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作为技术员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帮助互助组实现增产;第二,作为一个“技术型领导”,管理互助组日常事务,并推进互助合作工作顺利展开。但这两项工作的效果却大不相同:作为农业技术员的韩培生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选种、育秧、除虫都是一把好手,而互助组在他的技术加持下也确实实现了丰产。但是,这个暂时由“农业技术员”领导的互助组,却先后遭遇了生禄、拴拴两起退社事件,陷入了濒临散伙的严重危机。这种充满症候性的叙事暴露出柳青对“技术”及“合作化运动”关系的深刻认识:第一,“丰产”本身并不等于“合作化运动”的成功;第二,“技术”(“技术—经济”逻辑)与“合作化运动”存在着难以调和的根本性矛盾。

与那些信仰“技术进步”叙事的文学创作者相比,柳青这种充满症候性的叙事意味着另外的视野和维度,这是基于他对“社会主义”更为现实和深刻的理解。1951年,柳青曾访问过社会主义苏联,在其他人关注“苏联”的现代化物质景观时,他却指出:“人们不应该光羡慕人家的成就,而更重要的是学习人家创造这些成就的精神……那就是积极的工作精神和朴素的生活态度已经不止为少数先进分子所具有,而是变成社会道德的一般水平了。”[13]这种对“苏联”独特的感受方式,自然也会投射到他对中国自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知上,即他不仅仅要建设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国家,也要建构一个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柳青对“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从“信仰”层面展开的,这其中隐含着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伦理维度。正是因为这个超越性维度的存在,使得柳青对现代化充满了疑问和反思。

《创业史》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从“土地改革”向“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在“土地改革”中,中国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而中国共产党人也践行了“耕者有其田”的许诺。对此时期获得土地的农民而言,“信仰”与“利益”是高度一体的状态。但在柳青这种对“社会主义”充满热情信仰和清醒认识的作家眼中,“利益”与“信仰”的一体化状态恰恰是令人忧虑的,他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人们用镜框子把土地证装起来,挂在屋墙上毛主席像下面,却打着自己的小算盘。”[12]12在这些农民眼中,毛主席几乎成了个人土地财产的保护神,而那种更为宏阔的社会主义理想则在现实面前丧失了自身的超越性。柳青其实已经认识到,“改变贫穷的生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困难;改造落后的意识,才是我们党真正的负担”。在这里,前半句话点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之间的连续性,而后半句话才真正划出了两者之间的分野。对柳青而言,隶属于“社会主义革命”范畴的“农村合作化运动”必须从两个维度上同时展开——它既是一场经济革命,但同时更是一场触及“意识”的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和伦理革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话语范畴中,“经济”和关乎公平正义的“伦理”实际上被处理成两个前后相续的历史阶段,即中国先通过发展资本主义建成富裕强盛的民族国家,然后再通过国家主导的分配机制实现社会主义层面上的平等诉求。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话语范畴里,两个历时性的因素被并置于共时性的场域之中,所以它们之间必然产生某种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如何面对和克服这种矛盾,不仅仅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也对写作此类题材的作家的创作态度和叙事能力构成重大考验。

与其他作家不同,柳青在《创业史》中的叙事不是一个在线性时间维度上展开的“新旧交替”过程,而是一个以“阶级话语”构筑起的矛盾重重的世界。尽管在“土地改革”之后地主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村中的“自发势力”如野草般蔓延,富农姚士杰对新政权暗藏祸心,富裕中农梁生禄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而贫农王瞎子则对互助合作的前途毫无信心,即使像土改涌现出的进步人物郭振山也开始牟取私利。这一系列人物结构起一组组尖锐矛盾,富农与贫下中农之间,中农与贫农之间,乃至贫农与贫农之间——在乡村社会内部,这些矛盾甚至超出了“阶级”的畛域,成为某种弥散性的存在。可见,柳青心目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重危机之上,是对这些危机的超越与克服。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所召唤出的先进人物必然要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完全不同的精神品格,他必须要破除那种“利益—信仰”的一体化关联。正是在此意义上,梁生宝这类理想型的人物才得以诞生。在其身上,“利益”和“信仰”被离析开来且形成尖锐的矛盾——“利益”成为“信仰”的试金石,而“信仰”则必须在对“个人利益”的弃置中保持自身的纯粹性。

文章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网址: http://www.nyjsyzb.cn/qikandaodu/2021/0215/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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