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恰恰是在这最根本性的政治实践层面上，技术员韩培生的“技术推广”活动遭遇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甚至可以说，韩培生根本无法将他的“技术推广”工作纳入政治实践的范畴。这一点，在他对“退组”事件的处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拴拴和梁生禄两户人家退组后，互助组陷入了空前的危机。这个时候的韩培生不得不放下“技术推广”的事务，而去做两家人的说服教育工作。对于王瞎子，韩培生试图用“增产”的效果说服老汉——“互助组要用集体的力量压倒富裕中农”，但是王瞎子却“打断了农技员的宣传”，他对庄稼地有一种顽固、自负的经验性认知，这彻底消解了韩培生“技术促进生产”的言说：“甭说稻子，连水渠边的野草，我王老二都知道它们姓啥名谁，怎个脾性！你们甭糊弄我哩！”与王瞎子不同，梁生禄其实欣然接受了韩培生推广的新式技术，对此，韩培生将之理解为中农“进步的表现”，但欢喜的话却指出了这一“进步”背后的利益逻辑：“眼看见有利益的事，人们就情愿着哩。”在这里，王瞎子对“技术”的顽固拒绝和梁生禄对“技术”的欣然接受共同表征着技术员韩培生在政治实践层面的挫败。对韩培生而言，王瞎子是一个无法接受任何改变的老顽固，“他是蛤蟆滩公认的死角，什么风也吹不动他”。而梁生禄则让人看到，那种被认为是“自足”和“开放”的技术本身恰恰是与“阶级性”相互关联的——所谓“自足性”意味着技术可以不接受政治的干预，而它的“开放性”则表征着它能够为各方自由共享。但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技术”实际上成为资本的构成要素，而上述两者恰恰为处于强势地位的阶级掌握技术的社会运作，进而垄断技术革新福利大开方便之门。在这里，作为技术员的韩培生充分意识到“技术”自身的局限，韩培生虽然能够通过“技术推广”促进粮食的增产，但却不能通过“技术”阻止互助组的分裂；他虽然能够通过社会实践嵌入乡村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深度参与到“合作化运动”这一历史进程之中。

对于上述问题的严重性，韩培生最初并不明了，他对县委“团结中农”的精神有着比较教条式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政治实践之所以没有办法展开，根本原因在于他对“合作化运动”固守着“去政治化”的理解——但那种“去政治化”的科学实践、社会实践都无法真正触动“合作化运动”遭遇的政治性核心问题。与韩培生不同，互助组组长梁生宝却对此有非常清醒的理解：“这如今的互助组和土改不同哩！土改中间，贫农和中农没矛盾，一股劲儿斗地主。这如今互助组里头，贫农和中农矛盾才大哩！”在柳青看来，韩培生对“团结中农”这一问题的“去政治化”理解其实与他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身份有密切的联系——他是一个出身中农的知识分子。在柳青笔下，这种充满“阶级意识”的身份认定并不是僵化的，相反，它恰恰为韩培生的政治实践提供了重新展开的契机。对这个中农知识分子来说，政治实践首先不是指向外在于自身的“合作化运动”，而是指向了自身——在这里，“主体”和“客体”的位置发生了互换。事实上，韩培生始终对自己的政治身份有非常清醒的意识，“中农知识分子”“普通的党外技术干部”这类指称自我的称谓会反复出现在他的脑际，而像欢喜、生宝妈这类接受他技术的“劳动人民”也构成了他涤荡自我、进行自我教育的媒介：“环境可以鼓舞人的！生活在劳动者中间，使人更多地更高地要求自己。”无论是与欢喜讨论“团结中农”的政策，还是通过日记“热烈地歌颂当时正在对面屋里搂着才娃睡觉的生宝他妈”，都是他在政治实践中自居“客体”位置的表征。对中农知识分子而言，似乎只有通过对自身不断的质疑、反思和改造，才能真正获得进步的政治意识和无产阶级的立场。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拴拴和梁生禄退组事件固然标识出韩培生以自身为主体的政治实践遭遇了挫败，但对这条自居“客体”位置的政治实践路径而言，这一挫败又构成了必不可少的关键性的环节。正是在这样一种挫败之后，韩培生才真正获得了那种对合作化运动切身的政治意识：“离开了互助合作的基础，甭想在单干农民里头，大规模地推广农业新技术；要是能普遍推广，那一定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新农村。中国不走这条路！”

韩培生这种以自身为“客体”的政治实践是颇有深意的，它可以视为柳青克服“技术—经济”逻辑的理想方案。如果说资本主义将“技术”视为资本要素并期望获得相应的红利回报，那么柳青则试图烛照出“技术—经济”逻辑背后隐含的政治意涵，并试图以一种颇为激进的方式将“技术”从资本要素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在《创业史》中，给技术员韩培生最大动力的并非“技术红利”的回报，而是其作为中农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强烈冲动。早在下乡以前，韩培生就“向领导表示了自己争取入党的意图”；而在互助组分裂危机后与梁生宝见面时，他“入党的要求更强烈了”。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培生居于“客体”位置的政治实践本质上构成了某种“克己复礼”的伦理实践。而这一伦理实践的表现，就在于他对自身“技术员”和“国家干部”身份的涤荡，他所涤荡的是“技术员”身份加持的文化象征资本，以及“国家干部”身份附带的权威。也正是在这种“追求进步”的过程中，韩培生的“技术推广”才真正构成了“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实践。

文章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网址: http://www.nyjsyzb.cn/qikandaodu/2021/0215/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