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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 ——以《创业史》中的“(3)

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15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二 在《创业史》中,柳青借助县委杨书记之口指出:“在互助合作这方面,还要做出榜样来,叫群众一看哩。有一部分先进群众,讲道理,可以接受,可

在《创业史》中,柳青借助县委杨书记之口指出:“在互助合作这方面,还要做出榜样来,叫群众一看哩。有一部分先进群众,讲道理,可以接受,可是大部分庄稼人要看事实哩!这个和土改不同,你说得天花乱坠,他要看是不是多打粮食,是不是增加收入。”事实上,梁生宝的原型人物王家斌之所以能够进入柳青的视野,首先在于他领导的互助组实现了“丰产”,如柳青自己所言:“秋收的时候,有一天,区委书记孟维刚高高兴兴地跑来找我了,说四村那个重点王家斌互助组丰产了。他们有一亩五分九厘做合理密植试验的稻田,达到了每亩九百九十七斤半的平均产量,其余都达到平均六百二十五斤,创造了全区的丰产新纪录。”[12]13对柳青而言,“丰产”同样构成了“互助组”真正成功的标志,在这一点上,柳青与同时期大部分“合作化”题材的小说作者们并没有根本区别。

但是,《创业史》的叙事并没有成为一个“技术进步”的现代化叙事,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对“丰产”原因的追问。与其他人不同,柳青把“丰产”的原因指向了王家斌这个“新人”的“社会主义觉悟”:“新的人物总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生长起来,当他们做出了惊人的业绩时,人们才看见他们。”[12]15这种指向显然带有鲜明的建构性。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包括“密植”在内的现代农业技术开始由苏联大规模引入,并对各地农村的丰产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柳青自己所说,王家斌互助组实现丰产的关键是在那“一亩五分九厘做合理密植试验的稻田”。但对于主持“密植试验”的农业技术指导员曹大个的情况,柳青却没有详细交代,他只是在文中隐约提及,王家斌的互助组“过河要趟水,河底是卵石,夜里去开会,行动很不便;我一回也没去过,有一个农业技术指导站的同志经常住在那里”。[12]13显然,柳青似乎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发现”互助组领导人王家斌身上的“新人的性格”,而曹大个这个长期驻扎互助组的重要人物始终在柳青视野的边缘,如“魅影”一般若隐若现。很难把这种“视而不见”视为偶然,因为这不仅仅是对某个具体人物的喜恶,而是涉及柳青对“技术”之于“合作化运动”价值意义的判断——他显然不愿意把“技术革新”视为王家斌互助组取得成功的主导因素,而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新人”及“社会主义”本身都对能够实现“丰产”的“技术”有着疏离和规避。

与皇甫村互助组的曹大个一样,《创业史》中的技术员韩培生这一人物也是“高大个子”,同样的职业身份和相似的体貌特征,表征着两者之间有非常密切的渊源。当然,与《灯塔,照耀着我们吧!》(后文简称《灯塔》)中一笔带过的曹大个不同,《创业史》中的韩培生显然已经是一个远为丰富、立体且有着完整“经历”的人物。由此可以说,《灯塔》中那个被略写的人物在长篇小说《创业史》中被柳青大幅度地“展开”了。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展开”并不意味着柳青对这一人物及其与之相关的“技术”在态度上有所改变。因为随着人物一起“展开”的,正是那种在《灯塔》中已经出现的人物关系的不平衡性——在《创业史》的小说叙事中,柳青把两个人物嵌入了一个充满对应的结构,这使得记述散文中彼此疏离的“焦点人物”与“边缘人物”产生了某种近距离的反差效果。

通过对记述散文与小说两个文本的比对,我们能很容易看出柳青“展开”人物并呈现人物间“反差”的叙事效果。首先需要提及的是梁生宝“买稻种”这一关键情节。“买稻种”意味着梁生宝的出场,在诸多柳青研究者那里,它也最充分地体现了梁生宝大公无私的“觉悟”和“社会主义新人”品性。这一认识也与作家柳青自身的创作意图若合符节。在《灯塔》中,柳青也写到了王家斌买稻种的故事:“农业技术指导员曹大个帮他们的互助组订了水稻合理密植计划,他就自告奋勇坐火车到几百里外的眉县去买优良稻种。”[12]14在这里,“买稻种”的细节已经被详细地铺陈出来:“他除了车票、稻种价、脚价,没多花一个钱。他用竹篮子提着干锅饼,来回吃了一路。”[12]14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柳青试图把握王家斌身上“新人的性格”。但问题在于,柳青在《灯塔》中的叙述同样暴露了另一个重要事实:王家斌买稻种是“自告奋勇”,这个“自告奋勇”指向的人物恰恰是技术员曹大个。也就是说,“买稻种”这一体现“新人性格”的行动本身是对“水稻合理密植计划”的实施,是这个整体计划中的某个特定环节。而到了《创业史》的小说叙事中,柳青把与曹大个相应的技术员韩培生的出场时间大幅度后移,而“买稻种”也就成为专属于梁生宝一人的独立行动,一个没有前因的、具有开端性的事件。可以说,柳青在现实中对“典型人物”的“发现”过程,其实也是把“人物”从“水稻合理密植计划”这类“技术”范畴予以抽离的过程;而他在叙事上对“典型人物”的“呈现”,同样也伴随着对“技术”的“遮蔽”和“变形”。由此,王家斌所身处的“技术语境”,在《创业史》的梁生宝身上已被悄然抹除。

文章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网址: http://www.nyjsyzb.cn/qikandaodu/2021/0215/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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