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充满政治性和伦理性的社会空间之中，像快板剧《深耕密植多打粮》那种“技术进步”叙事根本就无法生成。在柳青笔下，那些有“经验”的、作为“庄稼把式”的老农,恰恰是富裕中农郭世富这类人物，而掌握了现代农业技术的韩培生也是一个强烈要求进步的中农知识分子，两者不可能纳入“新技术”代替“旧经验”这种自足性的现代化演进链条之中。在柳青那里，根本不存在任何“自足性”的技术场域，甚至“技术自足性”本身都是被特定意识形态话语强力塑造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柳青在真正意义上恢复了技术本就应有的政治语境，也把那种“技术—经济”的现代化逻辑置于被严肃审视的对象化位置上。

三

如上所述，柳青在《创业史》中彻底消解了技术在叙事上的自足性维度，这使得小说中技术员韩培生的“技术实践”需要在更广阔的视域中予以充分理解。事实上，“技术员”不仅仅指称着韩培生的技能，也意味着他的身份。《灯塔》中的曹大个长期驻扎在合作组工作，如柳青自己所说：“有一个农业技术指导站的同志经常住在那里。”但在小说中，韩培生却是由区委书记王佐民派遣入组——“摆在你们组里搞水稻密植”。所以对于梁生宝的互助组，技术员韩培生实际上成为一个半途加入的外来者。

这种外来者的身份意味着农业技术员韩培生充当了“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中介性角色，“技术推广”的一端是代表国家意志的技术员韩培生，而另一端则是梁生宝互助组的组员乃至整个蛤蟆滩的村民。在这里，“技术推广”不可能是一个单向度、直线式的过程，而是意味着“国家”与“乡村”之间的双向互动——“国家”将“农业技术”推广至“乡村”内部的过程，必须同时也是“乡村”将“异己”的“技术”予以吸纳并转换为内部经验的过程。具体而言，派遣技术员韩培生直接进驻互助组不仅需要他把新式农业技术传播到农村，而且意味着他必须将自身真正嵌入乡村社会内部并深度参与“合作化运动”进程——他既是“农业知识”的普及者，也是新式“农业生产经验”的创造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是具有多重维度的实践。

这种实践大致可以分为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和伦理实践四种类型。首先，“技术推广”乃是指向自然界的科学实践。柳青非常细致地描摹了韩培生在技术推广工作中的诸多场景，如果从农业技术层面来看，这些场景似乎能够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程序链条。而作为这种科学实践的结果，则是试验田中的新式秧苗的茁壮成长，柳青用非常传神的笔触写道：

梁生宝互助组的扁蒲秧，不管互助组在人事方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它只管它按照自然界的规律往高长。秧苗出息得一片翠绿、葱茂、可爱，绿茸茸的毯子一样，一块一块铺在秧床上。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这种绿，真象宝石一样闪光哩！

扁蒲秧不能感觉人的喜、怒、爱、憎，当微风吹拂过来的时候，秧床上泛起了快活的波纹。

在这里，韩培生精心培育的扁蒲秧被归入“自然界的规律”，这似乎是一个“自足性”领域，它在柳青笔下被呈现为某种充满了诗性的“风景”。但问题在于，这片被“风景化”的试验秧田并非在展示韩培生“农业技术推广”的成果，反而暴露出那种指向“自然界”的科学实践在乡村世界中的“脱域”。在柳青笔下，“风景”的出现恰恰是在合作组面临退社危机的时刻，所以它越是“可爱”，就越会昭示出技术员韩培生内心的分裂感——“但培育这些扁蒲秧的韩培生，看见自家孩子一般可爱的秧苗，想起互助组的分裂，他心中怎能不难受呢？”

正是基于此，韩培生技术实践无法指向单一的“自然界”，而必须顾及乡村社会内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从社会学层面来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隐含着多重复杂的面向：一方面，韩培生虽然只是一个个体，但他有多重身份，如技术员、国家干部、中农、青年知识分子等等；另一方面，无论是互助组组员还是蛤蟆滩村民，都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他们分属于不同阶级成分，财富状况、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差异很大。因此，“技术推广”必然遭遇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技术员韩培生“进入乡村”不仅仅是空间位移，更意味着他将自身嵌入乡村内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这种关系的建立已经超出了科学实践的范畴，而构成了一种社会实践。

与科学实践相比，社会实践充满了互动性。技术员韩培生“进入乡村”的过程中必须面对这些既成的社会关系模式，要么自觉地嵌入它，要么就对其予以调适、改造或者弃置。就此而言，欢喜和生宝妈两个人物与韩培生的交往颇具典型性。事实上，欢喜在小说中是与韩培生一同出场的。区委书记王佐民就曾叮嘱生宝“应该把欢喜留在家里下稻秧子”，这不仅仅是为了“实行一系列新技术”，也是为了“在人事上给将来做准备”，“准备咱们的技术人才”。在描写韩培生到来之前，柳青也用相当的篇幅讲述了欢喜的求学和成长经历，及其对“新技术”的企盼。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韩培生到来之前，他与欢喜之间已经确立起某种具有“师生”意味的社会关系。基于此，柳青生动描摹了欢喜迎接韩培生到来的场景，韩培生被蛤蟆滩接受的过程，是以被欢喜这个“少年学生”的热情接受为开端：“他和这个比他高一头的韩同志，并排走着，多么兴奋，多么荣耀!”在这里，欢喜的“兴奋”和“荣耀”并不来自于韩培生的“技术”本身，而来自于后者作为“文化人”的身份——“韩同志肩上挂的那一挎包书，引起他深深的尊敬。他深信：这是一个有学识的人”。一个是有学识、有文化的老师，另一个则是求知若渴的少年学生，韩培生显然嵌入了这种既有的“师生关系”,也正是在这种“师生关系”中，“技术推广”转化为“技术教育”。

文章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网址: http://www.nyjsyzb.cn/qikandaodu/2021/0215/64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