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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 ——以《创业史》中的“(8)

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15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四 “技术推广”的四重实践过程既是韩培生作为中农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过程,也是他作为青年的成长过程。在《创业史》第二部中,柳青笔下的韩

“技术推广”的四重实践过程既是韩培生作为中农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过程,也是他作为青年的成长过程。在《创业史》第二部中,柳青笔下的韩培生已经成为一个稳重干练的“驻社干部”,这意味着他不仅融入了乡村社会关系,同时也真正投身到“合作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但奇怪的是,作为“驻社干部”的韩培生负担的工作已经不再和“技术”有任何关系,在柳青的叙述中,他“分管建社的‘四评’(评土地、劳力、牲畜和农具),并且帮助小会计欢喜建账”。就此而言,“克己复礼”的伦理实践进行得太过彻底,它不仅仅克服了“技术—经济”逻辑滋生的种种资本主义弊端,甚至连“技术”本身都克服了。因此,韩培生“成长”的完成同时意味着“成长”的终结——这个时候,他已经成为梁生宝身边的“影子人物”,他与这位曾经崇拜的“梁伟人”同样“进步”,但是他“技术员”身份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随之消失。

但需要指出的是,韩培生这种“进步”的完成(或者说是终结)并不意味着一个“政治伦理”世界的最终实现。事实上,柳青提供的伦理实践方案只能聚焦在韩培生这个具体的人物身上,因此,那种“技术—经济”逻辑的克服也只是在韩培生个人身上克服,而在整个蛤蟆滩的伦理世界中,“技术”及其与之相关的“技术—经济”想象,仍然像魅影一般四处飘荡。柳青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描写韩培生抵达蛤蟆滩的场景时,他已经呈现出了“技术”存在的另类方式。在描写欢喜迎接韩培生的情节时,柳青提及后者随身带了一个盒子,这个盒子在少年欢喜眼中充满了神秘色彩:“那人肩上挂着一个鼓鼓囊囊的挎包,手里提一个白布包袱,包着什么盒子呢?”在小说的第二十六章,这个盒子隐藏的秘密被揭开了:“韩培生带来了几张表明稻螟虫、小麦吸浆虫和玉米钻心虫怎样由虫卵变成幼虫、由幼虫变成蛹,又由蛹变成成虫的彩色示意图。农技员把它们在泥巴墙上挂了起来,给梁生宝光棍农民的住室,增添了科学和文化的气氛。”在这里,这个被揭开的秘密不仅仅没有消除盒子的神秘感,反倒把这种神秘感推到了极致:“在老婆婆心目中,那些书籍和玻璃盒子贵重到神圣不可侵犯的程度。而带来这些东西,完全是为了帮助她的庄稼汉儿子,从事一项毛主席提倡的崇高事业。看来,老婆婆对待农技员的东西,比敬神用的东西还要严肃哩。”在生宝妈这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看来,这个象征着“技术”的盒子不仅“神秘”而且“神圣不可侵犯”,甚至就是“神”本身,而“毛主席提倡的崇高事业”同样嵌入在这样一种虔敬的神性话语之中。因此,这个盒子及其代表的“技术”本身被赋予了某种神话意味,它像古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魔盒,释放出了“现代化”这个幽灵。柳青似乎已经意识到,“技术”不仅仅是具体的“物”,或者附着于技术员身上的技能和身份,还是一种神秘的、弥散的“科学和文化的气氛”。从这个意义上说,韩培生的政治实践和伦理实践只是克服现实层面的“技术”,而对那种基于“技术—经济”逻辑展开的社会想象却无法完全祛除,反而会在“想象”层面予以充分展开。

在与梁三老汉夫妇的交谈中,韩培生就向老两口展示了那种基于“技术—经济”逻辑的现代化想象:“农技员给老两口宣传怎样用机器犁地,用机器剪羊毛和挤牛奶……他说:有的是烧汽油的动力,有的是电动。”事实上,韩培生的这种“技术想象”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的,倒不如说是现代化维度上的“国家想象”:“在吃饭的时候,他说些这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其他地方发生的新事。有时候,经常看报纸的农技员,也说些其他国家发生的新事。”如前文所述,技术员韩培生本身即是一个“国家”与“乡村”之间的中介性人物,这种“中介性”角色甚至比“技术员”的身份本身更为关键,所以《创业史》第二部中“技术员”身份的消失反而凸显了他作为国家干部的身份,也强化了他与“国家—乡村”二元结构的密切关联。正因为此,韩培生的“技术想象”不可能不以“国家—乡村”的二元结构为基本框架,也必然试图将“乡村”纳入“国家”整体的现代化想象之中。

如果结合历史情势来看,这种“国家想象”确实契合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战略。正如柳青自己所说:“如果我们能把国家工业化的好处,特别是工业化对农民的利益讲清楚,就能激发农民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支援国家的建设,踊跃地把粮食按照合理价格卖给国家。如果我们能把农业合作化的好处,把苏联农民的幸福生活,给农民讲清楚,就能鼓舞农民参加互助合作运动的热情,愿意和工人阶级一起走社会主义的道路。”[14]而具体来看,这一战略落实到乡村的“技术想象”时呈现出两重属性:从空间上看,它是一种“异域想象”,无论是“用机器犁地”还是“用机器剪羊毛和挤牛奶”的畅想,都昭示出这种“想象”是以苏联现代化的集体农庄为样板。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列宁“苏维埃证权加全国电气化”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中国乡村社会中的投射。而从时间上看,这又是一种“远景想象”,也就是说,乡村的现代化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才能实现,如在《创业史》第二部中,杨书记就问韩培生和牛刚:“你们两位说,端着碗在饲养室吃饭的娃们长成小伙子的时候,咱们能把现在的老牛和毛驴换成拖拉机吗?”

文章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网址: http://www.nyjsyzb.cn/qikandaodu/2021/0215/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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