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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 ——以《创业史》中的“(9)

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2-15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空间”上的“异域”和“时间”上的“远景”其实意味着国家层面的“现代化想象”之于乡村的异质性,因此它落实到乡村内部并为个体农民所接受并非

“空间”上的“异域”和“时间”上的“远景”其实意味着国家层面的“现代化想象”之于乡村的异质性,因此它落实到乡村内部并为个体农民所接受并非易事。例如,梁三老汉和生宝妈就难以理解韩培生口中的诸多“异质性”知识,因此他不得不“拿到黄堡镇来过的大卡车、每天在汤河流域上空飞过的北京—西安班机做比方,老两口就明白了这不是吹。只有电这种玩艺儿,一下子解释不清楚,老两口也马马虎虎相信了”。在这里,“飞过的北京—西安班机”在宣讲现代知识的同时,也呈现出某种国家范围的想象空间,但对老两口而言,这种“国家想象”连同那种现代化知识本身都无法根本理解,而只能“马马虎虎相信”。柳青自己似乎也意识到,这种谈论在乡村社会内部更多具有娱乐功能,他们仅仅使得老两口“从这些谈论里,感到世界的有趣,忘了儿子和女儿不在家的郁闷”。有趣的是,当韩培生与老两口笑谈“现代化”最开心的时候,王瞎子却突然上门,要求拴拴退组。这显然是柳青在叙事上的有意安排,“合作组分裂”的残酷现实中断了韩培生建构“国家想象”的过程。

事实上,这种在“国家”层面展开的“现代化现象”之所以难以在乡村社会内部落地,是因为它自身存在着某种矛盾。首先,“国家想象”的“异质性”不仅无法衔接乡村社会内部的现实实践,反而会把“乡村”与“国家”放置于充满反差的“现实—理想”结构中。在这种结构性的“反差”中,“现实”常被视为某种难以改变、改造的顽固客体。从此意义上说,恰恰是那种“异质性”的“国家现代化想象”本身“想象”出了王瞎子这类“顽固”的人物,这个被韩培生称为“清朝的冤魂”的老汉只能通过旧社会的巫鬼观念想象新社会,以至于韩培生在他葬礼上宣称:“五〇年的时候,开头他说土改是乱世之道。最后他不得不参加乱世,又说是天官赐福。”显然,这个顽固的老汉不仅仅标志着以韩培生为主体的政治实践的挫折,同时也标志他建构“国家想象”的失败。就此而言,第二部中所写的王瞎子的葬礼别具意味,在这里,“所有的人都不怀疑:是总路线的宣传和灯塔社的建立,结束了老汉不光彩的一生”。但问题在于,老汉这“不光彩的一生”恰恰暴露了那种以“国家”为主体的“现代化想象”失效的一面,以至于只有通过王瞎子肉身的死亡来让这种“想象”充分展开。

其次,国家层面的“现代化想象”是整体的想象,它没有给农民个体留出足够的想象空间,反而对这种想象予以压抑。在这种“想象”中,农民个体的现实利益、精神诉求往往被驱逐在“理想”之外,而成为某种具有负面意义的“现实”。而当个体的现实利益和精神诉求在“国家想象”中找不到位置时,个体自身往往会成为“想象”的主体,而这种“自我”想象也自然会与“国家”整体“想象”出现抵牾。就此而言,郭振山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固然也有对“国家”的想象,但这种现象完全剔除了社会主义的伦理层面,被窄化为一场“技术—经济”逻辑上的工业现代化。在其眼中,“国家”是唯一的主体,而农村和农民只能被嵌入由“国家”发动的“工业化”进程之中。如此,那种“农业支持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的历时性想象,也就只留下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单一维度。但问题在于,这种单向度的“支援”已经不再意指着农村整体对工业和国家的支援,而是指农村中的个体离开农村投身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正是基于这种认知,郭振山才强烈主张改霞离开蛤蟆滩,“投身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而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在郭振山的这种想象中,“工业”与“农业”并不是平等互助的关系,而是重新变成了森严的等级关系。对他而言,投身工业并不真是为了工业建设本身的需要,而是因为工业建设在国家处于优先发展的位置上,能够实现更大的个人价值和分配到更多的个人利益。正如郭振山对改霞妈妈所说的那样:“你看河那岸下堡村的职工家属,哪一家不是掀了房上的稻草换瓦顶?哪一家不是雨伞、胶鞋、暖水瓶、花布被子。……样样全!”事实上,“雨伞、胶鞋、暖水瓶、花布被子”这些充满了摩登气味的物件是以现代的生活方式而非生产模式向乡村发出“现代化”的诱惑。

如果说郭振山对“个人”的想象还仅仅停留在个人生活和物质利益层面,那么改霞对“个人”的理解则囊括着个人的情感、事业以及如何在伟大的历史运动中实现个人价值的理想层面,后者显然呈现出更为尖锐的社会心理问题。事实上,这种兼具“理想”和“现实”的思考与20世纪80年代文学中突出的“人生”问题有极为密切的关联,但是,在韩培生那种国家层面的现代化“想象”中,并没有为改霞这样的“个人”以及她的“人生”腾出位置,也无法为她的选择提供有效的意识形态支撑。最终,改霞只能落入郭振山建构的那种“工业化想象”中:“这样我留在蛤蟆滩,几十年以后,我就是一个抱孙子的老太婆了。我还是奔城里的社会主义吧。”在这里,“城市”已经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蓝图和样板,“国家—乡村”的二元关系被窄化成充满等级意识的“城乡关系”。如果韩培生的想象还有对乡村自身的期待(如“拖拉机开进村庄”),那么改霞基于个人对城市的想象则已经与乡村无关,那是她个人的选择,是对自己在城市中的事业和生活方式的“想象”。进一步说,这种“想象”甚至必须以“个人”脱离“乡村”为基本前提。

文章来源:《农业技术与装备》 网址: http://www.nyjsyzb.cn/qikandaodu/2021/0215/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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